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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永平:从教语文到研究教语文

——“懒”老师的阳光语文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高永平,罗田县教育局教研室。湖北省优秀教师,教育科研之星、学术带头人,黄冈市优秀教师,黄冈市高考命题研究专家。在省、国家级专业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,,主编有《黄冈兵法》《龙门新教案》《高考阅读应考策略》《新教材解读》《魔法语文》《能力培养与测试》《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》《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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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的欣赏( 周汝昌)  

2014-09-16 19:57:36|  分类: 教育文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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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的欣赏

  周汝昌

词的欣赏( 周汝昌) - 高,实在是高 - 高永平:从教语文到研究教语文

我想叙及的,约有以下几点:

第一、永远不要忘记,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,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,都必须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。忘记了这一要点,诗词的很多的艺术欣赏问题都将无法理解,也无从谈起。

    汉语文有很多特点,首先是它具有四声(姑不论及如再加深究,汉字语音还有更细的分法,如四声有各有阴阳清浊之分)。四声归纳为平仄两大声类,而这就是构成诗文学的最基本的音调声律的重要因子。

    汉语本身从来具有的这一“内在特质”四声平仄,经过了长期的文学大师们的运用实践,加上了六朝时代佛经翻译工作的盛行,由梵文的声韵之学的启示,使得汉文的声韵学有了长足的发展,于是诗人们开始自觉的、有意识的将诗的格律安排,逐步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进展阶段——格律诗(五七言绝句、律句)的真正臻于完美,是齐梁以至隋唐之间的事情。这完全是一种学术和艺术的历史发展的结果,极为重要,把它看成是人为的“形式主义”,是一种反科学的错觉。

    至唐末期,诗的音律美的发展既达到最高点,,再要发展,若仍在五七言句法以内去寻索新境地,已不可能,于是借助于音乐曲调艺术的繁荣,便生发开扩而产生出词这一新的诗文学体裁。我们历史上的无数语言音律艺术大师们,从此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,于中可以驰骋他们的才华智慧。这就可以理解,词乃是汉语文诗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。(元曲与宋词,其实都是“曲子词”,不过宋以“词”为名,元以“曲”为名,本质原是一个;所不同者,元曲发展了衬字法,将原来宋词调中个别的平仄韵合押法普遍化,采用了联套法和代言体,因而趋向“散文化”,铺叙成分加重,将宋之雅词体变为俗曲体,俗语俚谚,大量运用;谐笑调谑,亦所包容;是其特色。但从汉语诗文学格律美的发展上讲,元曲并没有超越宋词的高度精度,或者说,曲对词并没有像词对诗那样的格律发展。)

    明了上述脉络,就会懂得要讲词的欣赏,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。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,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。

    众多词调的格律,千变万化,一字不能随意增减,不能错用四声平仄,因为它是歌唱文学,按谱制词,所以叫做“填词”。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,寻声按拍。假使一字错填,音律有乖,那么立见“荒腔倒字”,——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起来就是另外的字了。比如“春红”唱出来却像是“蠢哄”,“兰音”唱出来却成了“滥饮”……。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、鼓书、弹词……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名艺人有学识的,就不让自己发生这种错误,因为那是闹笑话呢。

    即此可见,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,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。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,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功夫。

    正因此故,“青山”“碧峰”“翠峦”“黛岫”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。不懂这一道理,见了“落日”“西曛”“晚照”“斜阳”“余晖”,也会觉得奇怪,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“习气”,天生好“玩弄”文字。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“代字”,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,不直说月照房宇,却说“桂华流瓦”,颇有不取之辞,大约就是忘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,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,而所谓“代字”原本是由字音、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。

    然后,还要懂得,由音定字,变化组联,又生无穷奇致妙趣。“青霄”“碧落”,意味不同;“征雁”“飞鸿”,神情自异。“落英”缤纷,并非等同于“断红”狼藉;“霜娥”幽独,绝不相似乎“桂魄”高寒。如此类推,专编可勒。汉字的涵义渊繁,联想丰富,使得我们的诗词及其变化多姿之能事。我们要讲欣赏,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。“含英咀华”与“咬文嚼字”,虽然造语雅俗有分,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。

第二、要讲诗词欣赏,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,还须深明它的“组联法则”的很多独特之点。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:“用之可以尊中国”。末三字怎么讲?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,就是“尊敬中国”嘛,这又何待设问。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:像某某这样的大材,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,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,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!曹雪芹写警幻仙子时,说她是“深惭西子,实愧王蔷”。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的远远不如西施、昭君美丽了?正相反,他说的是警幻之美,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愧弗及!苏东坡的诗说:“十日春寒不出门,不知江柳已摇村。”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?范石湖的诗说:“药炉汤顶煮孤灯。”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?秦少游的词说:“碧水惊秋,黄云凝暮。”怎么是“惊秋”?是“惊动”了秋天?是“震惊”于秋季?都不是的。这样的把“惊”字与“秋”字紧接的“组联法”,你用一般“语法”(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)来解释这种汉字的“诗的语言”,一定会大为吃惊,大感困惑。然而这对诗词欣赏,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的诗家词客,讲究“炼字”。字怎么能炼?又如何去炼?炼的结果是什么?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;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,也就无从说个清白,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“故习”,笔墨之“游戏”的小道而加以轻蔑,“批判”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,——如此,欣赏云云,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?因此,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。

   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,名目甚多,而我们旧日诗家只讲“实字”“虚字”之一大分别而已。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,没有精密度。但也要思索,其故安在?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可以转化的?比如,石湖诗云:“目青浮珠珮,声尘赖玉箫。”浮是动词,一目了然,但赖是名词吧?何以又与浮对?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。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,表现在诗词文学上,更是登峰造极,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。其实这无须多举奇句警字,只消拿李后主的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来做例子即可看得甚清:譬如若问“东”什么词性词类?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。然而你看“水长东”的“东”,正如“吾欲东”“吾道东”,到底该是什么词?深明汉字妙处,读欧阳词——“飞絮濛濛,垂柳栏杆尽日风”之句,方不致为“词性分析”所诒,以为“风”自然是名词。假使如此,便是“将活龙打作死蛇弄”了。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,方能成一句话。但是温飞卿的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“一联名句,那动词又在何处?它成不成句?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“组联法”,于诗词之道,思过半矣。

第三、要讲欣赏,须看诗词人的“说话”的艺术。唐人诗句“圣主恩深汉文帝:怜君不遣到长沙”。不说皇帝之贬谪正人是该批评的,却说“圣恩”超过了汉文帝,没有像他贬谪贾谊,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。你看这是何等的“会讲话”的艺术本领!如果你认为,这是涉及政治的议论性的诗了,于抒情关系嫌远了,那么,李义山的《锦瑟》说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他不说如今追忆,惘然之情,令人不可为怀;却说何待追忆,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。如此,不但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,而且婉转低回,余味无尽。晏小山做《鹧鸪天》写道:

   “醉拍青衫惜旧香,天将离恨闹疏狂。年年陌上生秋草,日日楼中到夕阳。云渺渺,水茫茫。征人归路许多长。相思本是无凭语,莫向花笺费泪行。”

    此词写怀人念远,离恨无穷,年复一年,如复一日,而归信无凭,空对来书,流泪循诵——此本相思之极致也,而词人偏曰:来书纸上诉说相思,何能为据?莫如丢开,勿效抱住之痴,枉费伤心之泪。话似豁达,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,相忆之苦;其字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,方能令人回肠荡气,长吟击节!这就是“说话艺术”。如果一味直言白讲,“我如何如何相思啊!”岂但不能感人,亦且根本不成艺术了。

第四、要讲词的欣赏,不能不提到“境界”的艺术理论问题。境界一词,虽非王国维氏所创,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,自以他为代表。他认为,词有境界便佳,否则反是。后来他又以“意境”一词与之互用,其说认为,像宋祁的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着一“闹”字而境界全出矣;欧公的“绿杨楼外出秋千”,着一“出”字而境界全出矣。这乍看很像“炼字”之说了。细按时,“闹”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,“出”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、粉壁白墙之间、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。究其实际,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“传神”的事情,并非别有异义。我们讲诗时,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。神者何?精气不灭者是。韵者何?余味不尽者是。有神,方有容光焕发,故曰“神采”。有韵,方有言外之味,故曰“韵味”。试思,神与绘画密切相关,韵本音乐声律之事。可知无论“写境”(如实写照)“造境”(艺术虚构),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,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?由是而观,不难悟及:只标境界,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,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,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,便成好词呢?龚自珍尝笑不学之流俗也要写诗,开口便说是“柳绿桃红三月天”,以为俗不可耐,可使诗人笑倒!但是,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?不能的,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。问题何在?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,没有神采飘逸。可知这种道理,还须探本究源,莫以“境界”为极则,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。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,特赏其《八声甘州》,“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”。以为“高处不减唐人”。这“高处”何指?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“境界”,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。境界有时是个“死”的境界,神韵却永远是活的。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。

第五,如上所云,已不难领悟,要讲词的欣赏,须稍稍懂得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。如果只会用一些“形象的塑造”、“性格的刻画”、“语言的生动”等词语和概念去讲我们的词曲,良恐不免要弄成取粗遗精的后果。因此,我们文学史上的一些掌故、佳话、用语、风尚,不能都当作“陈言往事”而一概弃之不顾,要深思其中的道理。杜甫称赞李白,只两句话: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,还有人硬说这是“贬”词(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)。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一个最高标准,析言之,即声清,意新,神俊,气逸。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,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得的一项总结性的高度概括的理论表述。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,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?

    大者如上述。细者如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,传为盛事佳话,警动朝野,到处歌吟,这种民族文化传统,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。“山抹微云秦学士,露花倒影柳屯田”,人谓是“微词”,我看这正说明了“脍炙人口”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。

    至于古人讲炼字,讲遣词,讲过脉,讲摇曳,讲跌宕,……种种手法章法,术语概念,也不能毫无所知而空谈欣赏。那样就是犯了一个错觉:以为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大师的创造积累的宝贵经验心得,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么一点学识之所能表达到的“高”度。

    词从五代起,历北宋至南宋,由小令到中长调慢词,其风格手法确有差异。大抵早期多呈大方自然、隽朗高秀一路,而后期趋向精严凝练,绮密深沉。论者只可举示差异,何必强人以爱憎。但既然风格手法不同,欣赏之集中注意点,自应随之而转移,岂宜胶柱而鼓瑟?所应指出的,倒是词至末流,渐乏生气,饾饤堆砌,、藻绘涂饰者多,又极易流入尖新纤巧、轻薄侧艳一派,实为恶道。因此清末词家至有标举词要“重、拙、大”的主张(与轻、巧、琐为针对)。这种历史知识,也宜略明,因为它与欣赏的目光不是毫无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①选自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)。②[周汝昌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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